傅增湘是好人吗（傅增湘是好人吗还是坏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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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有什么历史人物?

1.汉代高士任永，字君业，西汉末、东汉初人，生卒年待考。他是进入宜宾史书的第一个名人。史籍记载，他家居“犍为郡僰道县”，即现在的宜宾境内。他自幼聪慧，博古通今，长于历数，名扬益州。他“算日月行道所历，计气朔早晚之数”。能推断天时气节，计算日月运行，通晓年代历法。用现代话说，他是位天文学、气象学专家。

王莽篡汉时，有意征诏他出山为官，但任永不问世事，佯装罹患青光眼，拒不出仕，甚至见儿子溺死井中，也见而不言，证明自己“眼瞎”。东汉建武元年（25年），原蜀郡被改称导江后之卒正（郡守）公孙述在益州自称“白帝”，建立割据政权“大成”后，也累次下令让其出山，但任永终未应命。至建武十二年（36年）公孙述败亡，益州统一于东汉，任永始开口云：“世适平，目即清”。汉光武帝下诏征用任永，但其年事已高，不久就病死了。刘秀感其节义，遂称任永故里戎州为“士大夫之郡”——任永以自己的行动，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。

2.宋代进士廖致平（？——？） 廖致平，名琮，家居现宜宾县普安乡，在牛口庄另有别墅。于嘉祐二年与东坡兄弟同科高中进士，官至朝议大夫。未五十而致仕归。其父廖翰是位传奇人物——即旧州塔的实际捐建者、黄庭坚文《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》中的遁翁。其人仁爱有道，有放赈饥民、不忍杀牛、资助学子的行动。廖致平就这样蒙祖上余荫，上承家学，多所成就。黄庭坚谪戎期间，他正好“丁父忧”在家守孝。于是，作为师友，便常与山谷游宴，既作本地导游，也能相互受益，也算孝中寻乐吧。

3.宋代龙图阁学士程公许。宜宾县越溪河因其风景形胜，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。在越溪河边，一个叫莲塘坝的地方曾是原归顺县城所在地。与其隔河相望者，便是在宜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“蟠龙书院”。这个书院不仅制造了程氏“一门三进士”的辉煌，也衍生了尹氏“一门二尚书”的奇迹。

宜宾史志是这样记载的：程公许，生卒年不详。字季与，一字希颖，别号沧州先生，叙州宣化登龙里人。南宋嘉定四年进士，历官温江县尉、崇宁知县、施州通判、湖州知州、秘书少监、中书舍人，进龙图学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。程不避权贵，好进谏，曾斥当朝大臣有货赂、兴缮、遂谏臣、开边衅行为。由于刚正廉明，因此激怒当权者，屡遭排挤。其为文，才气磅礴，惜多散失。有《尘缶集》、《内外奏议》、《奉常拟谥》、《金革讲义》、《掖垣徼奏》行世，《全宋词》收其《念奴娇•晓凉散策》、《沁园春•万里飘萍》、《水调歌头•驼褐倚禅榻》。程氏三兄弟晚年均隐居于越溪，讲学于蟠龙书院，死后葬于书院前。明代四川著名学者、状元杨慎曾写诗《赞三程与蟠龙书院》：

一门三进士，兄弟一龙图。

越溪水莹彻，蟠龙吐灵光。

4.明代鸿儒周洪谟（1420—1491） 在《明史•列传第七十二•周洪谟传》里，用了近千字对周洪谟进行描述。翻检其他史籍，我们知道了五百年前的周洪谟。

周洪谟，字尧弼，号箐斋，又号南皋子。叙州府长宁县（今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）人，是宜宾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科举拔尖人才。祖居资阳，南宋绍兴年间迁居长宁，曾祖为长宁县学训导，祖父为河间县训导，父亲周永隆为长阳县训导，人称“世儒周氏”。周洪谟中进士高科后，仕宦显达，著述丰富，名动朝野。明朝人邱濬在《周公（洪谟）墓志铭》中称：蜀中“国朝以来，既居显位，有文名，而又深于经术者，一人而已。”

周洪谟不仅是进士高科，朝廷显官，也曾竭力尽智稳定蜀中。尤其对川南蛮夷，建议设宣抚使“以夷制夷”，非常奏效。其一生著述甚丰，可惜只有《疑辨录》和《箐斋读书录》两种流传至今。在周洪谟的散存诗文中，有不少家乡题材的作品，其诗如《雪山天下高》、《瞿唐天下险》、《巫山天下秀》、《眉山天下秀》等，“峨眉天下秀”的首位提出者就是周洪谟。其文如《翠屏山书院碑记》、《重修佛来山西明禅寺记》、《黄太史祠堂记》、《长宁泰山庙记》等文，或已被挖掘利用，或犹存高阁不为人知。

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，周洪谟上疏告老远乡。弘治四年（1491）年二月病逝，终年72岁。消息传到朝廷，明孝宗遣四川布政使何监渝致祭，赐谥号曰“文安”。

5.明代忠义之士尹伸（？——1632） 宜宾史籍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尹伸，字子求，四川宜宾人。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中进士，授承天府推官。屡迁南京兵部郎中、西安知府、陕西提学副使、苏松兵备参政、河南右布政使，并起太常卿。他为人清廉强直，不事权贵，凡三任，皆投劾去。天启（1621-1628年）时，起故官，分守贵州威清道。时贵阳之围刚解，巡抚王三善将兵轻入，尹伸力劝以持重，弗听。三善中伏被杀，伸突围而出，被夺职官，令戴罪办“贼”。后因战功，免戴罪，降一秩视事。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，因有才能，负名望，遂任河南右布政使。到任不到三个月，因农民起义军风行河南，尹伸以失御流贼，罢归。后，张献忠攻陷叙州，尹伸逃匿山中，搜得之，准备押往成都给以官职，伸骂不肯行。贼重其名，不杀。至井研，骂益厉，遂攒杀之。福王时，起太常卿，伸已先死。”《明史•卷295列传第183忠义7》存传，褒意有加。

相传，尹伸被张献忠抓获后，誓死不降，终被“五马分尸”。可是，他的头部与四肢分开后，仍怒目圆睁，破口大骂。张之将士恐怖万分。于是，尹伸贴身侍卫乘夜将其头偷走，运回越溪安葬。因尸骨不全，众人十分苦恼。正在这时，无数蚂蚁成群结队衔来细沙，为尹伸塑身，终成全尸，入土为安。

其一子一女，也为宜宾争光，为史籍添彩。其子尹长庚幼承家学，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考中进士后，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官至吏部尚书。

其女尹纽兰，则是宜宾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著名女诗人，与后来清代末年的陈卓仙，即新儒学大师唐君毅之母，双星闪烁，不让须眉。河南的琴台古径，传颂的就是尹纽兰与富顺解元刘晋夫妻的千古佳话。

6.清代字妖包弼臣（1831-1919） 包汝谐，字弼臣，晚号谷叟，南溪县人。出身于书香之家，幼承家学，聪慧用功。20岁时，被四川学政何绍基誉为“叙州三杰”之一。21岁入廪生（即秀才），35岁中举。25岁时随叔父包欣芳到北京谋求深造，得识李文田、孙毓文等，深受影响。五次公车上书，均报罢归。官历盐源训导、邛州学政、资州学政。

7.教育总长傅增湘（1872——1949） 傅增湘，字润沅，复字沅叔，别号双鉴楼主人，晚年又号藏园老人、藏园居士。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、藏书家、书法家。清代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诞生于江安县城。幼即随父出川求学，后得功名。1898年，傅增湘被选为翰林院庶士，其时年方27岁。官历翰林院编修、直隶提学使，以及三届教育总长。

立身教育的傅增湘非常关注中国教育，精心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和完善，他曾先后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、京师女子师范学堂。

傅增湘著有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、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、《双鉴楼善本书目》等学术专著，共藏有古籍20余万卷。计有宋刊本100余种3400多卷，金元刊本60种3500余卷。在30余年的校勘工作中龘，共校书16000余卷，并撰有题跋500余篇。其校勘之广、数量之多、内容之富，古今罕见。

8.新儒学大家唐君毅（1909-1978年） 唐君毅，宜宾县普安乡周坝人，哲学家、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。1934年起在南京中央大学、无锡江南大学、广州华侨大学任教。1949年6月移居香港，后与钱穆在港联合创办新亚书院，任教务长及哲学系主任。1974年以讲座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，并继任新亚研究所负责人。一生出版专著20余部，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。在亚洲及国际上均有较大影响。

民国冠盖群芳的第一奇女子

在伦敦时期的吕碧城(新浪读书配图) 冠盖群芳、风华绝代的吕碧城，堪称民国第一奇女子，其一生颇为传奇：身为红粉，而有巾帼女豪之誉，一生伤怀国是，关怀民瘼，痛恨黑暗，同情弱小，又倡导佛学菩提，力主护生。她不仅是“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”、诗人，政论家、社会活动家、资本家，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，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，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，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、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……时人写诗赞曰：“绛帷独拥人争羡，到处咸推吕碧城。” 凤毛麟角之才女 吕碧城，一名兰清，字遁夫，号明因、宝莲居士。安徽旌德县人，生于清光绪九年(1883年)。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，曾任国史馆协修、玉牒纂修、山西学政等。家有藏书三万卷，诗书自可育人。书香之家的熏陶，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：“自幼即有才藻名，工诗文，善丹青，能治印，并娴音律，词尤著称于世，每有词作问世，远近争相传诵。” 吕碧城不仅是大才女，而且是大美人。从时人赠她的“天然眉目含英气，到处湖山养性灵”以及“冰雪聪明芙蓉色”等诗句里，我们也可看出她的美貌来。今传有其照片多帧，着装为欧式衣裙、胸绣孔雀翎、头戴翠羽，风姿绰约，娟秀妩媚，美丽可人。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誉其为“美艳有如仙子”。 吕碧城12岁时，诗词书画的造诣就已很高了。这一年她写了这样一首词： “绿蚁浮春，玉龙回雪，谁识隐娘微旨？夜雨谈兵，春风说剑，冲天美人虹起。把无限时恨，都消樽里。君未知？是天生粉荆脂聂，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。浸把木兰花，谈认作等闲红紫。辽海功名，恨不到青闺儿女，剩一腔毫兴，写入丹青闲寄。” 当有人告诉当时的“诗论大家”樊增祥(和吕碧城父亲是同年进士，曾任两江总督)，这是一个12岁少女的作品时，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断不敢相信“夜雨谈兵，春风说剑”，如此荡气回肠的词章竟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！樊增祥后来曾编辑出版吕碧城诗词，极为喜欢吕碧城的一首《浪淘沙》：“寒意透云帱，宝篆烟浮。夜深听雨小红楼。姹紫嫣红零落否？人替花愁。临远怕凝眸，草腻波柔。隔帘咫尺是西洲。来日送春兼送别，花替人愁。”并在这首词旁批曰：“漱玉(李清照曾著有《漱玉词》)犹当避席，断肠集(宋代著名才女朱淑真词集名)勿论矣。” 吕碧城著有《信芳集》、《晓珠集》、《雪绘词》、《香光小录》等十几本诗词集，其代表作被近代词学理论家龙榆生收入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》，称之为“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”、“凤毛麟角之才女”。吕碧城的诗词文风唯美、超越、冷艳，以超越时俗的 *** 与识见融入丰饶瑰丽的意象，以一支饱含时代风云、欧风美雨之生花妙笔，写尽了鲜活的风光事物，如：火山、雪湖、冰河、铁塔、网桥、电缆、飞艇、木棉、旭日、海涛、日落、自由女神，乃至胶鞋、雨衣、冰淇淋……使词这一文学样式走出旧日儿女私情、风花雪月、伤春哀怨、身世感怀、闺阁情丝等局限，从而开创了波澜壮阔、奇妙多姿的新境界。 评论家陶杰说，吕碧城的词“并非首首闺秀纤巧，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。手笔婉约，别见雄奇，敏感玲珑，却又暗蓄孤愤。”柳亚子认为，百余年来，吕碧城“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”。吕碧城不仅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，而且于诗文创作亦同样才笔纵横，卓荦不羁，造诣甚深。诗人易实甫曾称赞道：“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，才笔之艳，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。” 《大公报》主笔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。13岁那年，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，父亲病逝，因无子嗣，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，并唆使匪徒将母亲严氏强行幽禁。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，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，四处求人告援，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、两江总督的樊增祥。一时间各种压力纷纷来到安徽的各级 *** ，官员们不敢怠慢，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。但碧城“夫家”却起了戒心：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，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，于是提出退婚。吕家自此劫难后门衰祚薄，孤儿寡母，势单力薄。那时女子订婚身不由己，而被退婚则视为奇耻大辱。这段痛苦的经历，在碧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，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，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。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，生活无着落，吕碧城的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，投奔于塘沽任盐课司大使(盐场总管，八品官，不是盐运使)的舅父严凤笙，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。1903年春，戊戌变法深入人心，维新思想狂飙突进，因不满闺中灯影小楼、书艺墨魂、粉黛丝竹的生活，一心想逃脱藩篱，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“探访女学”。外甥女要入新学，遭到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，说女孩家应在家中“恪守妇道”，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，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，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。她身无分文，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。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好心人――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，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，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。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一时陷入困境，便四处转悠。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《大公报》社，就给她写了一封信，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，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。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，吕碧城时来运转。这封信恰巧被《大公报》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，他同情吕碧城的遭遇，也为她信中的文采所倾倒，连连称许。英敛之，名华，号安蹇斋主，立宪党人，倾向维新，才华横溢，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《大公报》。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，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，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《大公报》见习编辑，让她搬到报馆居住。吕碧城因祸得福，到天津“新学”没有上成，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，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。 才女吕碧城到《大公报》仅仅数月，所发表的格律严谨、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。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和宣扬女子教育的文章，如《论提倡女学之宗旨》、《敬告中国女同胞》、《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》等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她在诗词和文章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，深为时人尤其是新女性所倾慕。吕碧城也因此在京津地区崭露头角，声名鹊起，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。 1908年，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，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，似乎慈禧一死，天就要塌了，国家失去了主心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《百字令》： “排云深处，写婵娟一幅，翠衣轻羽，禁得兴亡千古恨，剑样英英眉。屏蔽边疆，京垓金弊，纤纤手输去，游魂地下，羞逢汉雉唐鹅。” 这首词和一幅题咏慈禧的漫，都登在了《大公报》上。作品痛斥慈禧，说她把大清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，将边疆的大量领土，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了外国，她到阴曹地府，见到汉朝的吕后、唐朝的武则天，一定羞愧难言。这使清 *** 十分恼火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这首引起轰动的词和画的作者，就是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女子吕碧城。 1904年至1908年，吕碧城成为《大公报》的主笔，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。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、吕美荪和她一样，均以诗文闻名于世，号称“淮南三吕，天下知名”。《大公报》编辑出版了《吕氏姊妹诗词集》，并发表评论，称她们是“硕果晨星”式的人物。 社交场上的明星 其时，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。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，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。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，如著名诗人樊增祥、易实甫，袁世凯之子袁寒云、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，正如内廷秘史缪珊如有诗赞说：“飞将词坛冠众英，天生宿慧启文明。绛帷独拥人争羡，到处咸推吕碧城。”用吕碧城自己的话说：“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，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。”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，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，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，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(比吕碧城大9岁)，汪精卫年纪太小(与吕碧城同岁)。另外，根据近代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考证，《大公报》主编英敛之，十分爱慕吕碧城，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。史学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记中发现了英敛之写给吕碧城的词：“稽首慈云，洗心法水，乞发慈悲一声。秋水伊人，春风香草，悱恻风情惯写，但无限悃款意，总托诗篇泻。”确实情意绵绵，流露着一片深情。 吕碧城是这样与友人说起她的情感感悟的：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，梁启超早有家室，汪精卫太年轻，汪荣宝人不错，也已结婚，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，诸诗写得不错，但年届不惑，须眉皆白，也太不般配。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，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，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，东不成、西不就，有失机缘。幸而手头略有积蓄，不愁衣食，只有以文学自娱了。 倡导女权的教育家 吕碧城还与“鉴湖女侠”秋瑾交情莫逆，提倡女权，曾与秋瑾同榻而眠，所论多国运民脉之事。“流俗待看除旧弊，深闺有愿作新民。”是她们的共同心声。有趣的是，秋瑾因仰慕吕碧城，也号“碧城”，不少吕碧城的作品被误认为出自秋瑾之手，于是秋瑾“慨然取消其号”。不久，吕碧城又为秋瑾创办之《中国女报》撰写发刊词。秋瑾被害，吕十分痛心，夜不能寐，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，又于灵前祭奠之。吕碧城又用英文写了《革命女侠秋瑾传》，发表在美国纽约、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，引起颇大反响。她曾与“鉴湖女侠”呼吁革命，是发动女权运动的先驱者。 做《大公报》主笔期间，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，积极为她的兴女权、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。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，她认为，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，必须“启发民智”，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。因此，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。于是，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，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，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陈腐观念。女*动的兴起，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，“欲使平等自由，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，同习有用之学，同具强毅之气。”她认为，“办女学、开女智、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”。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，《大公报》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、严范荪、傅增湘等相识，以求支持。《天演论》译者、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，并任该校总教习、总办(校长)，与英敛之过从甚密，曾为其手书《大公报》报名。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，对她十分赏识，赞之曰：“此女实是高雅率真，明达可爱，外间谣诼，皆因此女过于孤高，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。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，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，亦不肯言人短处。”严复随后不仅收她为女弟子，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，师生互致诗词唱和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，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。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，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、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。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，女学筹办进展顺利。1904年10月3日《大公报》刊登了“倡办人吕碧城”发布的《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》，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，吕碧城出任总教习(教务长)，傅增湘为监督(校长)。两年后添设师范科，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，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(校长)。这样年轻的女校长，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。 这一时期，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：中国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国民素质为本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“完全之个人”和“完全之国民”；女子要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，打破女子教育以识字和家政为主的教育清规，以西方教育为蓝本，对女子必须授予全面的教育；女子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，以提高女子教育质量；女师的学生，今后不仅做女子学堂的教师，更要做男子的教师；等等。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，对当时的教育界是极大的震动，确为当时的女子教育吹进一股清新的风。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，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。她一干就是七八年，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。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*、自由思想结合起来，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，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，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”。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、教育家、艺术家，如邓颖超、刘清扬、许广平、郭隆真、周道如(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)等，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。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，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吕碧城影响下，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，并成就斐然。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，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，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，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。“旌德一门四才女”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赞的美谈，为时人所称羡。 往往喜欢开玩笑。令吕碧城哭笑不得的是，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，及至她创办女学时，这个舅父严凤笙却“因事被劾去职”，袁世凯竟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事宜，他无地自容，但只好“忍气权从”，但没过多久就辞职回了塘沽。对此吕碧城调侃地说：“然予之激成资助以迄今者，皆为舅父一骂之功也。” 从总统秘书到皈依佛门 民国成立后，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，任大总统，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。后袁世凯欲称帝，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吹鼓手。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，毅然辞职，携母移居上海。她与外商合办贸易，仅两三年间，就积聚起可观财富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，生活极其西化、奢华。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，攻读文学与美术，兼上海《时报》特约记者，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，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。四年后学成归国，1926年，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，漫游欧美，此次走的时间更长，达7年之久。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《欧美漫游录》(又名《鸿雪因缘》)，先后连载于北京《顺天时报》和上海《半月》杂志。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，字字珠玑，脍炙人口，传诵一时。 1928年，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，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，并在日内瓦断荤。1929年5月，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，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，与会代表惊叹不已。在游历的过程中，她不管走到哪里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，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。此后，她周游列国，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，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。 吕碧城终身未婚，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。民国初年，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，若有所悟。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，根据她自己的记叙，是在1929年前后。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，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“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，及聂云台君之佛小册”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：“当这时代，谁还要信这东西！”但吕碧城立刻说：“我要！”“遂取而藏之，遵印光法师之教，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，即所谓十念法。此为学佛之始。”吕碧城的这一学佛因缘颇为奇特，连她自己也常常感叹道：“遇佛法于海外，已属难事，况此种华文刊品，何得流入英伦，迄今犹以为异。然倘不遇者，恐终身不皈*，险哉！” 吕碧城信佛后，守五戒，茹素，不再肉食，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。1929年，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，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保护动物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，大力提倡素食，“护生戒杀”。1930年，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，成为在家居士，法名曼智，其佛教修行实践，以净土念佛为主。与太虚、常惺等当时著名僧侣多有往来。 吕碧城的著作有《吕碧城集》、《欧美之光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释论》、《梵海蠡测》等。其中《欧美之光》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、素食会、动物保护会。吕碧城旅居欧美时间很长，所到之处甚多，因此搜集的资料非常丰富，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非常珍贵的插图。 1939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，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，都好似杀伐之声。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，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，后搬入东莲觉苑，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，享年61岁。遗命不留尸骨，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，投于南中国海。 李义山的《碧城》其一：“碧城十二曲阑干，犀辟尘埃玉辟寒。阆苑有书多附鹤，女床无树不栖鸾。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。若是晓珠明又定，一生长树水晶盘。”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。她自己所作的《琼楼》一诗，则更能体现她对于人生的真切感受：“琼楼秋思入高寒，看尽苍冥意已阑；棋罢忘言谁胜负，梦余无迹认悲欢。金轮转劫知难尽，碧海量愁未觉宽；欲拟骚词赋天问，万灵凄侧绕吟坛。”

大清灭亡时，为什么没人给大清殉国？

崇祯十七年，农历甲申年，即公元1644年，崇祯皇帝自杀殉国。得知这个消息后自杀殉国的大小官员有名姓的有数千人，也有人统计认为有上万人。根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第八十卷《甲申殉难》的记载，大概有十五六位政府高官自杀，有的是全家自杀。

以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为例，他听到崇祯自杀的消息后，哭着说：“国家至此，臣死有余责。”于是“乃衣冠向阙，北谢天子，南谢母。索酒招二友为别，酬汉寿亭侯像前，遂投缳。”他留下的遗言是：“都尚可为。死，吾分也。慎勿棺衾以志吾痛”。倪元璐一家是十三口人全部殉国。

然而，大清灭亡的时候，清宗室并没有崇祯皇帝的气魄，身在高位的没有一个自杀殉国的。唯有一个还是旁支，已经算不上是高官了。其他的文武大臣，为大清殉国的也是寥寥无几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

大清灭亡之后，纪念大清的人几乎没有，但是纪念大明的，追思崇祯皇帝的人大有人在。很多满清遗老为崇祯皇帝提携碑文，进行追思、纪念。民国时代，沈尹默为崇祯皇帝自杀的地方题写了“眀思宗殉国处”，把“自缢”改成了“殉国”，是对大明的追念。傅增湘题写了《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》碑文。

有意思的是，傅增湘、沈尹默都是满清时代的人，傅增湘还中过进士。他们对大清的灭亡没有任何感觉，对大清本身也没有任何认同，反而对大明有强烈的认同感。这两个人不能代表所有满清遗老的内心，但是可以反映大致的士大夫心态。

根据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的观点，清代的政治体制是满汉分治的部族政权，汉族在这个体制中是受到很大限制的。以乾隆年间为例，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禁止汉人担任。张廷玉在雍正时期担任过领班大臣，但是在乾隆时代就没有机会担任。

直到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时代，满族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乾隆爷才开了禁令，让刘统勋做了领班。同样道理，李鸿章做了那么多供献，他一生都没有进入军机处。正是这种对汉族士大夫相对封闭的政权组织模式，导致了士大夫对清政府的高度不认同。

以至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很多知识分子依然是怀念崇祯，将崇祯的地位提得更高了，以告诉国民要有骨气，不做亡国奴。所以说，民国士大夫心中的故国是大明而不是大清。

傅增湘的遗产争议

因不服一审法院只将上千件古玉、两万余件文物中的50余件认定为遗产的判决，原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后人傅钰年姐弟将5位亲戚上诉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。2010年9月12日上午，北京市高院对这起被称之为“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件”作出终审判决，以超过诉讼时效等为由驳回了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两房孙辈——代表人物傅熹年和傅延年争巨额遗产最终以上诉方傅延年败诉落槌，傅延年等4人只得到字条、经书等10件文物。宣判后，法官分析了判决原因，然而通篇“难”字当头，傅延年方则表示要申诉。

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，暮年只存二子，长子傅忠谟、三子傅定谟。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，遗下二男二女四人，分别为傅嵩年、傅钰年、傅颀年和傅延年。傅增湘去世后，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，仍是一个大家庭，没分家。1966年“文革”抄家，几万件文物被抄走。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，1974年傅忠谟去世，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傅熹年掌管。1985年3月22日，傅熹年主持财产分割，两房共有7人参加，并签订了协议书，但是傅延年一房并没有全部出席。对此，傅延年提出该协议无效。从此，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将近十多年的诉争。

一审法院判决傅延年等4人得到字条、经书等10件文物后，傅延年等人提出上诉。

在庭审过程中，双方曾对900多块古玉提出争议：傅延年认为玉是爷爷傅增湘的收藏，傅熹年则说是其父的个人收藏。无论哪种说法，法院认为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实，只能比拼谁的证据效力更大。傅延年以《傅增湘日记》等著作证明玉是爷爷的收藏，推测傅熹年父亲没有收藏古玉的能力和行为；傅熹年提出，法院曾认定1985年协议之前的古玉已经归还，但傅延年方从未提出异议，证明古玉是父亲的个人收藏。对比之下，法院认为傅熹年的证据更有优势。

因此，法院判决只把可认定傅增湘收藏的佛像条一件、崇祯字条一件、妙法莲花经七件和《续资治通鉴》一本等10件文物分割给傅延年等4人。

本案宣判后，法官表示，距傅增湘去世已达半个世纪，其间，双方对财产多次分割、捐赠、变卖，“法院已做了大量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，但仍无法完全恢复历史原貌。”法官还认为，诉讼时间已超过了最长的20年时效，因此上诉人傅延年等人无法得到法律支持。

傅增湘是党员吗

不是。傅增湘（1872—1949），字润沅，号沅叔，别署双鉴楼主人、藏园居士、藏园老人、清泉逸叟、长春室主人等，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。四川省江安县人。1912年，辛亥革命后，受袁世凯委任，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。1929年，20世纪20年代末，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。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。1938年，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，先后任副会长，会长。这为后人所诟。傅增湘并不是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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